作为一个北方人，爱吃面食似乎是一种天性。可到了南方出差采访旅游，吃面就比较困难。文革开始时，军队院校也开始大串联，一路上挤火车，扒汽车，风餐露宿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到了上海看完“一大”会址我就病了，发烧38.5度住进军队的华山医院。
几天下来病好了，肚子叽里咕噜想吃面。找到弄堂一家饭馆要了一碗阳春面，这似乎是当年上海唯一的面食，多好听的名字，可一吃满不是那回事，实际是一碗清汤面，碗里飘着几片葱花香菜，连个油星都不见，吃一口寡淡乏味，只有酱油汤子咸味。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吃南方的面了。
几十年来，山西刀削面、四川麻辣面、担担面、河南烩面、陕西油泼面、兰州拉面、北京炸酱面可吃了不少。那年全国科技报在武汉开年会，次年报社在武汉筹建记者站，使我有机会多次到武汉。每次站长为尽地主之谊，总是张罗着吃这吃那，什么武昌鱼、中华鲟、老通城豆皮吃了个遍。后来我们沿长江逆流而上，一部采访车的《楚天寻访》，从武汉到宜昌，一路上采访风餐露宿，也没少吃热干面。
老实说，我第一次在武汉吃这热干面时，心里在想，天呐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热干面和我所熟悉的冀式、晋式、川式面条真是哪儿都不一样，川式面条讲究汤宽红油，青菜垫底，总之是青红有白，一看就让人有胃口。京式炸酱面讲究小碗干黄酱炸酱，菜码齐备，“干吃面、喝光汤”。可这热干面却真是干，你稍停留一分钟不把面条挑匀，这面条干得糊嘴，你就没法吃了。可是一吃就马上就让人有了胃口。
那些年，因为喜欢池莉的小说，所以也喜欢了池莉笔下的武汉和热干面。也许池莉笔下一连串动词组成的热干面，实在是美味之极，由文字传递而来的美食想象，最是让人难以忘怀。
那年国庆黄金周和妻子去江西九江，朋友一直陪着吃饭旅游，大餐吃得人发腻，一天早餐我谢绝朋友安排，信步走到甘棠湖旁的偏僻小巷，终于找到久违的卖热干面小铺，一口大锅里装了大半锅沸腾的汤水，一柄长把竹蔑笊篱塞了一块油面，伸进沸水里摆了摆，提起来稍稍控了水，然后扣进一只碗里，淋上酱油、麻油、芝麻酱、味精、胡椒粉，撒一撮葱花，再加点酸豆角、冬菜之类爽口菜——这就是热干面。这样一个过程只要30秒不到。我要了一小碗，才2.5元，刚找到座位坐下，面已送来，一尝，果然味道不错。
这九江位在武汉下游，虽在江西境内，但长江水系一脉相承，饮食习惯更接近武汉。这天晚餐我们又谢绝朋友安排，妻子去吃洋快餐麦当劳，我一人又去寻那小铺想吃热干面，老板遗憾地告知热干面是现做现卖，只在早餐和午餐供应。那几天好像连着吃了三次，总觉得那面香香的，吃完齿颊留香，总让人难以释怀。
我与饭铺老板聊天才知道，这热干面之所以出锅快，是因为这面条是半熟的，头一天就把面条在滚水里焯过一次，几秒钟，然后在半熟面条上淋点油，这样就可以把面条挑开，晾着到第二天，这时叫油面，其实这时的程序和四川做凉面是一样的。
记得有一次在武汉，我坐在一趟无人售票公交车上，一个姑娘上来，准备买票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零钱。她扔下一句，师傅等我去买碗面（把钱换开）。这师傅倒是好脾气，车启动慢慢往前蹭着等她。才一会功夫这姑娘一手端面，一手攥着零钱就上车了。虽然大家对等她颇有意见，但可见武汉的热干面确实是非常快的快餐，快到让公交司机都可以有耐心等。
我大概去武汉多了，才慢慢开始习惯了热干面，开始喜欢上了这种绝对平民化却又非常有特色的早点。有时我想，热干面和武汉人的性格有很多相通之处，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”，说得是那地方人踏实里有着精明，简单里透着诚恳。
热干面虽然只是土著的快餐，但要做得好却不是容易的，看上去似乎所有的热干面都是一样的制作程序，但味道却不一样，有的面就是好吃。我在北京时也吃过热干面，但总觉得味道相差很多。吃热干面最重要的就是拌面的芝麻酱，这酱如果不好，面就没法吃了，酱要浸在油里，看着金黄透亮才最好吃。我每次吃时都要格外请求老板多给点酱。
也许每个人对于一个城市的感情，都是和自己生活的环境以及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关联着，或者人的味蕾和某种情愫系结着。在九江最后那次吃热干面，我磨破嘴皮游说妻子也去尝尝这地方美食，没承想她慢慢地吃着，丢下一句“这有什么好吃！”噎得我无言。
让人感动的是，武汉曾经为所自豪的四大名吃，四季美的汤包，老通城的豆皮，小桃园的鸡汤和蔡林记的热干面，连同北京的卤煮火烧、豆汁、炒肝和我们河北的缸炉烧饼，驴肉火烧，如今在与洋式快餐PK多年后，又风风火火兴盛起来了。在武汉，只有早点摊上的热干面，还称霸一方，刺激着当地人和我这样外地人的食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