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薯在我的家乡被人叫作“苕”“薯子”。家乡人喜欢把傻人称作苕或薯子。虽然傻与苕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我自始至终就想搞明白，红薯是怎么跟傻挂上钩的？我知道，红薯是一种极易种植的作物，随便插到那都能生长。乡亲们因此一致公认，红薯是个“贱东西”，总是傻傻地无所苛求。从前，农村有人家爱为孩子取贱名，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好养。由于红薯“好养”，长辈们总爱叫孩子“苕”，天真无邪的孩童啥都不懂，显得是那般可爱的傻。假如是这般，那么一开始叫人“苕”就并非贬义了。
往日故乡由于没有围堤拦水，平原地域每逢梅雨季节，常常是一片汪洋，芦苇长成一人多深，野菱角随处可见。那时，父老乡亲一般只得靠有限的水田去种稻谷，稻谷数量有限，要想解决肚子问题，种薯是最好的办法。红薯块根大如拳，皮色朱红，心脆多汁，生熟皆可食，加上红薯耐瘠耐旱，靠天吃饭的时代，“好养”的红薯正适合种植。有诗曰：“红根绿叶垄中生，从不攀高匍地行。待到秋来出土后，香甜美味献真诚。”当年，靠红薯度过艰难的家庭比比皆是。
红薯的块茎当时是许多农家的主粮，薯藤梗就是农家饭桌上的下饭菜。就连农家喂养的牲畜，都享受过红薯的恩惠。红薯收获后，新鲜薯藤被剁碎，或煮熟，或发酵，就能喂猪；晒干的薯藤用来喂牛、羊等牲口。
20世纪70年代，家乡父老乡亲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始修筑河堤拦水抵御洪灾，平原地区也开始陆续垦荒造田，但条件改善难以一蹴而就，红薯种植仍在继续。记得拿工分的年代，收获红薯的时候，大队总会安排劳力将长在土里的红薯挖出来，当场分给各家各户挑回家自己保管，倒不像稻谷那样会晒干存入大队的仓库里。
红薯分到各家后，贮藏一般靠薯洞。薯洞是红薯安心的家，一个个红薯长着“尾巴”，有的还长着“汗毛”，它们穿着深红睡衣躺在薯洞里“睡大觉”。儿时记忆中，在山前岗坡的地方，总能看到一个个好似窑洞的薯洞，被用作贮藏红薯。那时各家各户都会挖好薯洞，再将薯洞的进口，修得四四方方，青砖砌成门框，左右两边门框留有卡槽，用木板量好尺寸锯好后放进卡槽里，再上一把小铁锁。父亲曾对我说：“小铁锁，锁得住君子，锁不住小人。”父亲当时的话，我听不懂。后来才明白。父亲还告诉我，当年即使有些家庭因家大口阔缺口粮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去惦记别人薯洞里的红薯。正是这良好乡风，父亲深受影响，他一生只懂付出，不图回报。
河堤在家乡父老乡亲锲而不舍地努力下，逐渐被加固加高，荒湖也被开垦出来变良田。有了农田种稻，乡亲们种植红薯的热情锐减，红薯当粗粮济民生的时代随之成为历史。
父亲步入老年队伍时，他作为乡贤被100余户的村子选为领头人。10多年来，村子多少家庭发生矛盾时，经过父亲苦口婆心劝导后，都能化干戈为玉帛；村子谁家有个危难，父亲总会组织村民出钱出力……后来，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时，许多村民痛哭流涕，送父亲最后一程的队伍排成了长龙，他们异口同声念叨：“你不当有工资的大队干部，却肯当村子没报酬的乡贤头人，都说你苕，就是你苕，我们服你！”
老母亲身体如今还算健康，为排遣寂寞，她总爱侍弄菜园。每到插薯季，母亲在菜园内，总会插上红薯。由于如今的农村很少有人留薯种，母亲用红薯育种的薯藤苗，往往被东家剪西家割，插到他们自家地里。
现在农田水利建设具有高科技，生猪养殖也已进入现代化，许多农村家庭已不再养猪。大家插上一小块薯茎，完全是为改善口味。偶尔吃上一口红薯，心里如薯甜。
父辈的种薯史，不仅让我看到了蒸蒸日上的生活变化，也让我体会到了父辈从年轻到年老的崇高奋斗史。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村民，只要社会需要，他们就会无私奉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