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小时候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，端午节是母亲做的主。父亲是兽医，每天忙着走村串户，似乎没有过节的时候。母亲在家忙里忙外，忙得没有空闲。于是，我家和一些农村家庭一样，端午一般不做粽子，而是吃新，吃五月刚打下来的新麦，新麦碾成新粉，做馒头。包子都做得少。
端午前一天，母亲总是从二娘家讨来指头大小的“老面”，用来发酵面粉。我呢，跑到田边地头，寻到那种叫作苞子草的植物，摘下一堆绿色叶子，抱回来交给母亲。端午节一大早，母亲将发好的面团切好，一片叶子放上一团，放上蒸屉，然后就上锅蒸了起来。不久，我们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老面馒头。说实话，母亲发面蒸馒头的水平一般，但我们兄妹三人毫不在意，都吃完了。母亲忙嘛，我们这里主要产水稻，能吃新麦馒头算是有过节的仪式感了，哪里能强求馒头做得好。
当然还有其他的。母亲总能在家里放着我们找不到的东西，她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砣如同石头一样的雄黄，用铁锤锤下一块，碾成粉，装到父亲喝酒的老酒盅里，倒上烧酒，调匀后，将这种混合物抹到我们兄妹三人的头上、身上，而且还特别朝我们的嘴唇点上一点，我们笑嘻嘻地接受母亲的“钦点”。
此外，就是挂艾草了。艾草路边地头很常见。我们几个孩子，母亲看见谁，就叫谁去割一把粗壮的艾草回家，然后她把艾草挂在门窗上。过了些日子，这些艾草在门窗处晾干之后，不是没有用了，母亲把它们取下来做薰烟包驱赶蚊子，或者放进锅里加水烧热后，端来泡脚。
那时，我很羡慕家庭条件好的小伙伴，端午节这天，脖子上吊一个五彩斑斓、小巧玲珑的香囊出来晃悠。香囊很香，小伙伴骄傲地说，香囊内有朱砂、雄黄、香药。香药是什么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。
父亲偶尔也带粽子回家，母亲在锅里蒸粽子，我和弟弟妹妹围着锅打转，一边望着锅里冒出的水蒸气，一边催促母亲：“熟了，熟了，快起笼吃。”当母亲起笼时，我们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，妹妹喜欢甜馅，我和弟弟喜欢肉馅的。有时，母亲看我们着急解线的样子，拿来剪刀，帮我们咔嚓剪掉绑线。见我们狼吞虎咽时，笑着说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了。”我和弟弟就当作没听见，生怕被对方多吃了一个，就是烫也抢着吃。其实，谁也不会少吃，粽子按总数平均分，我和弟弟妹妹的粽子已被母亲分成三堆，母亲总是只留一个给自己尝鲜，给父亲留两个。不过我们还是知道孝顺的，把自己吃的粽子，时不时送母亲嘴上，母亲总是高兴地轻轻咬上一口。
那时候，对于端午节的传说，母亲只是随便说一下，大概有屈原的影子。我后来清楚知道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，都有四十岁了。
那年，我参加家乡举办的“端午文化节”，这个节庆的举办，将端午节的由来、屈原的遭遇展示得明明白白。一些孩子穿着古装在台上表演，朗读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怀沙》等诗篇。他们比我更早地知道端午节的习俗，更早地知道屈原的爱国情怀。我知道，小孩能记千年事，这些更早地刻在他们心中的文化记忆，将会更为长久地滋养他们的一生。
作者：段兵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