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南街是平定县城内的一条小街。一座小桥将它与曾经繁华的十字街相连，通过它上了大坡就可以到达上城。
我出生在桥南街，和这条小街一同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快乐时光，也见证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上世纪80年代这段小街变化的历程。
小街人家
桥南街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，长不过百米，宽不足六米。街两边是一溜灰色的瓦房，街西边从南向北依次是梁家院、苗家巷道、王家院、高家院、赵家院、尹家院和李家，大坡底的院里面住着苗姓、戎姓、蔡姓住户；街东边由北往南依次是王家、耿家牌楼院、郭家院、城里大队二队的饲养院、苗家院，对门院紧挨小桥，主人家已经迁到太原，里面一直住着临时租房的住户。
在那个年代，桥南街有一半人是市民户口，吃供应粮，有一半人是农民户口，属于城里大队，口粮由大队分。但实际上，大家的生活差不多，吃饭大多是玉米面，穿衣基本是补丁衣服，男人一色理平头，妇女年长的梳剪发头，年轻的一律是梳两条大辫，小闺女辫梢扎两个蝴蝶花，一跑飞呀飞呀，真像两只花蝴蝶那么好看。夏天每到吃饭时间，不管是大人小孩，都会端上圪蹴在高家圪台，边吃边聊天。那时每家基本都有3个以上的孩子，所以吃饭穿衣成了头等大事。家里穿衣服一般是哥哥的衣服小了让给弟弟穿，姐姐的衣服小了妹妹继续穿。孩子们都盼着过年，能穿一身新衣，吃一顿扁食。男孩还能放几挂鞭炮，女孩也能买一个发卡或者红头绳。
相对来说，市民户口的人家光景稍好些。男人们在工厂上班，每个月有工资，家里有活钱，有供应粮，还能吃点白面和油炸食品。而农民家庭的光景就比较疲累，一年到头基本是玉米面、小米，很少吃白面。这主要是因为每年大队到秋天才分一次粮食，还是以玉茭谷子为主，工钱也是年底根据所挣工分兑现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些农民家庭的孩子很是眼气市民家庭的孩子，偶尔看着他们吃白面烙饼，眼巴巴盯着，馋得直流口水。那时候大家都处得不错，一家有事不管是红事白事，一条街的人家都要出人帮忙，不讲报酬，不计得失。
岁月的长河，总是波澜不惊地流淌着，就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，小街人家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看电影
县电影院在十字街东靠马路的右面。电影院的后门紧邻我家大门外的小桥。每逢演电影，电影院门前挤满了买票的人。人们挤在售票口买票，然后又挤在影院门口等着进去。认识电影院的职工，能买下好一点的电影票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紧挨电影院的小家伙来说，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。
那时，人们的生活很单调。街里的市民工人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下班后不开会，回家就是吃饭，饭后凑在一块说说闲话，打打扑克；农民们忙完了一天的农活，把牲口拴好，农具归置好，洗把脸，端上一海碗玉米糊糊，到街东面的饲养院，圪蹴在一块边吃边谈论一些与农业、农活有关的话题。而小孩子就不一样了。放了学，大家背着书包，排着队，不知谁说：“今黑夜电影院演打仗的电影《地道战》，看哇。”大家都说好。回到家，把书包往炕上一甩，跑到厨房：“妈，饭做好没有？”然后趴在火台边看看。母亲烙着玉米面饼，头也不转一下说：“先做作业，一会儿就好。”等呀等，好不容易盼到太阳落在西面的城墙后，母亲呐喊一声：“拿碗吃饭。”也顾不上等哥哥姐姐们，赶紧舀上一碗倭瓜米汤，拽上一块玉米面饼，圪蹴在厨房门口的磨盘上，囫囵吞枣吃了，把碗一丢，喊一句：“妈，我耍去了。”一溜烟跑进渐黑的夜幕。
大家陆续往根成家聚，不一会儿人到齐了，二蛋问：“今黑夜谁把门？”“老王吧？”“哎呀，那可是不好混。”“看得可严呢。”“那咋办？”…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吵。
“哎，还用老办法。”不知谁说了一句。于是大家相跟着，过了桥，右拐到电影院的后门外。借着月色，发现没有啥情况，就开始行动。一般是先把一个胆子大的伙伴抬起来，托着屁股往上一举，他把住墙头一使劲就上去了，看着他一跳，听到落地轻轻一声响，还有一声猫叫，过一会儿没有动静，大家就知道里面没有人看管，所以就互相拉扯着上墙跳进电影院后院。进去后怕发现，我们先躲在厕所里，然后再一个个陆续瞅机会跑进放映棚里。因为那时家家经济比较紧张，每个月挣的钱，供一大家人吃饭还不够，更没有闲钱给孩子看电影。就这样，我们隔三岔五跳墙偷看电影。时间一长，电影院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就加高了院墙。这着实让我们着急了好久，一想到那枪呀炮呀，还有那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，我们就坐不住了。但是，每次看看高高的墙头，我们只好望墙兴叹。后来，不知是谁发现电影院每晚检票后，第二天早晨就把票箱抬到河边，把废票倒在河里。有些废票只撕掉一个小角，伙伴们就捡回去放着，等到要演新的战争电影时，就把撕掉角的地方攥在手心，随着拥挤的人群，趁混乱递给检票员蒙混过关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看电影真让人着迷，为了能看电影，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，有时等在电影院门口，看到一个面善的男人或者女人，就甜甜地叫人家一声叔叔、姨姨，然后拉着人家的衣角，跟进去混电影。有几个个子高一点超过一米线的伙伴，还趁机半蹲着腿往进混。
那时候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东西，礼拜天还有暑假和秋假，我们不是满世界疯跑打仗，到生产小队的地里偷吃西红柿黄瓜，就是站在马号场的破房顶上往下面的麦秸垛上跳。但是那些都不如电影对我们有吸引力。如果听说东关、西关，甚至大峪更远的村晚上演电影，我们就会早早吃了晚饭，胡乱编个理由，然后一群小伙伴相跟着去看，结果就是深夜回家挨父母的责骂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机在平常百姓家普及，大家渐渐失去了看电影的热情，更喜欢待在家里一家人看电视。
如今，每每想起儿时的那些趣事，我就百感交集。有时候我看到孩子每天在文山题海里拼搏，忽地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情绪，愈发想念儿时那甜甜的略带清冷的空气，那高高的蓝蓝的天空，还有和小伙伴疯跑时的快乐。
放风筝
有时闲坐在家里，凭窗看着西边就要落下的太阳，心里顿生许多联想，红红的晚霞绚丽而让人痴迷。每当这时，我常常会莫名想起儿时许多事情，想起儿时玩耍的各种游戏。
我的童年、少年时期正处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上世纪70年代，那时的生活普通而简单，但是孩子们玩耍的游戏可是很丰富，比如打仗、弹球蛋蛋、扇纸盖、捉迷藏、放风筝等。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放风筝。
开春时节，正是春风刮得猛烈时，一群小朋友就会聚在一块糊风筝。我们先到生产小队的饲养院找几根竹竿，用小刀劈开，劈成很细的竹棍，然后从家里偷拿出妈妈缝被的白线，将竹棍绑成工字型的骨架，再把从“逢源号”买来的毛头纸裁好，糊在绑好的竹子骨架上，这样一个风筝就基本糊好。接下来最关键的是要吊线，也就是用白色的线绳，在风筝骨架上面扎两根，在下面竖棍和横棍交点中间扎一根白线，整体呈三角形，这样一个完整的风筝就糊好啦。小伙伴们举着风筝，飞也似的朝我们家院子西面的菜园跑去。那块菜地大概有十几亩，菜地的西面是古老的城墙，南面是高高的土山，土山上就是平定师范附属小学，北面是不太高的青石河坝，东面就是我家和仇家、梁家的院子。
初春，西北风很强劲，我们一群小伙伴先是举着风筝沿着南面的土坡往北面的河坝跑。在跑的时候，风筝一下子就被风吹起，这时，我们一边倒着跑，一边快速往开放线，风筝便飞上了高高的天空。白的风筝在瓦蓝无垠的天上飞翔，就好像一小船飘荡在蓝色的海洋里。风筝一旦升到一定高度，就会飞行稳定，不再乱摆，我们就靠在河坝上，安静地看着风筝在空中飘游，顺便腾出一只手掏出怀里的烤红薯慢慢嚼着。虽然，刺骨的风像小刀一样刮着我们麻木的脸，小手也冻得生疼，可是我们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，因为，蓝天上飘着我们的梦，飘着我们的希望和憧憬。
如果不是母亲呼唤吃饭，我们就会一直放下去。有时风力突然增大，线就会崩断，风筝像喝醉酒的人，摇摇晃晃飘落下去。这个时候我们最紧张，因为一旦风筝飘落在人家院子，就会招来院子主人的责怪。因为民间有说法，断线的风筝落在谁家，谁家就会死人。当然这说法毫无科学依据，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还是会迅速作鸟兽散，生怕人家知道是我们的风筝。而今一晃眼，我已过不惑之年，想起儿时放风筝的情景，心里仍然眷恋。
曾经,我们有过现在孩子们不曾有过的快乐、梦想，而我们孩童时期所经历的那些艰辛，现在的孩子们也是体会不到的。岁月如歌，生活亦然，无论何时，我们都应该学会为生活添加快乐的音符，并且去珍惜生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