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有一个挺美的名字——黄美芝。这是我无意中从父亲的个人简历里看到的。母亲没上过学，这是谁给她起的名字呢？几十年来，作为儿女的我们都不知道她有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。
母亲今年已84岁，满头银丝，身形佝偻，腿脚不便，拄着拐杖蹒跚行走，眼睛也不好使，之前曾做过两次眼部手术，现在视力几乎为零。好在有我退休后悉心照料她的生活起居，才得以安享晚年。
母亲有三姐妹，她排行老大。3岁的时候父母因病相继逝世，三姐妹由一位同族的大伯抚养。这位大伯终身不娶，把三姐妹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，辛苦将她们拉扯成人。母亲长成姑娘时，也落得清秀可人，大家都叫她的乳名“的鸾”。嫁给父亲时，人们还是这么叫她。我出生后，他们给我取了一个乳名，叫阿山。后来，屯里的人叫母亲“乜山”（壮话，阿山妈妈的意思）。后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，队里的计分员为方便记工分，给她安了个随夫姓的名字叫罗妈山。我读书升学、参加工作，填写各种表格时都写这个名字，无一例外。
我之后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为了养活我们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她都坚持出满勤，一年下来挣的工分最多，但我们家人口多，劳力少，年年都成缺粮户。父亲那时在大队部公干，也没有多少的统筹粮（大队干部没有工资，只拿统筹粮，每月有少得可怜的补贴），每年总是青黄不接。母亲总会在小队收工后，经营自留地，种些红薯、芋头、旱藕等接济，渡过难关。家里还养有猪，每天吃完晚饭后才点着煤油灯切猪菜、煮猪菜，还顺便把几个拳头大小的旱藕、芋头等放进去煮，留给我们第二天早上当早餐。
母亲的日常总是起早贪黑，每天早上她都提前起床，拿着泥箕到屯道上捡猪、牛、马的粪便（年底按斤折算工分），回到家后，队长一喊出工，她就马上拿着劳动工具快速出门，按时参加集体劳动。母亲劳动不拈轻怕重，每年春播前，小队要求社员们到山上去摘嫩树枝叶做有机肥，以增加田块的肥力。母亲的那一担总是最大的，体重不过100斤的她，能挑起120斤的重担，一天挣得12个工分值。
母亲勤俭持家，柴米油盐都精打细算。吃饭喝粥要干净，甚至连掉到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吃掉，锅巴也不能放过。买来的盐巴，先把盐放到铁锅里热炒，待干后，用石磨磨成粉盐。我们拿着这样的粉盐去蘸酸梅，母亲说吃多少拿多少，不可以浪费。用油也是一样，煮菜时只能放牛眼大小的一小勺。常年吃稀粥，肚子容易饿，后来公社粮所有“南洋木薯”干片供应。母亲召集我们把木薯干片用石磨磨成粉末，煮粥将要起锅时，搅拌一水瓢的木薯粉倒入锅里，搅拌一下，等稀粥凝结成糊状就可以了，这样的粥耐饿。有时候，父亲也从粮所弄到一两斤的定量供应面条，母亲等周末全家人到齐了才舍得煮。
母亲心灵手巧，纺线织布、纳鞋，样样在行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供销社商店里的布要凭票供应，布票每人每年才那么几尺，所以，平时并没有添什么新衣服，只有到春节过年才有。母亲为了让我们能穿上新衣服，自己动手解决。每年都在自家的自留地种上棉花，把棉花抽拉成纺线，工余时间，特别是晚上，通过自制的木质织布机，一线一线地织成布匹，然后量体裁衣，一针一线地缝制，做成衣服，这样，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穿上新衣了。没有鞋子穿，母亲用米糊粘贴、加厚、晒干破衣服，按尺寸裁剪、纳底、做鞋面，千针万线做成一双新鞋。
我们家的隔壁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孤寡老人。小队在我们家旁给她盖了一间简陋、低矮的茅草屋。母亲经常过去照顾她，没有柴火烧，收工回来就给她带上一小捆；没有菜了，就到自家的菜园里给她摘一把，有时油盐短缺就送一些给她。房子漏雨了，母亲就叫父亲找时间给修葺一下。她生病了，母亲再忙也给她端茶送水，照顾有加，直至病好。母亲把她当成亲人，她也很爱我们几个孩子，特别是我，有好吃的都留给我。
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她极其普通，默默无闻，为我们、为这个家、为身边的人努力一生，极像一个坚强的纤夫拖拽着沉重的船。然而，除了父亲，却没有人知道她叫黄美芝。
罗柳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