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谷雨，南方大部分农村开始抢插早稻秧。
春插，对于山里人来说，就是一场农事嘉年华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过完春节，村里很多青年纷纷外出打工，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，春插就要靠邻里乡亲相互帮忙来完成，日期早早定好，轮到哪家插秧，就像办大喜事一样，好酒好菜必不可少。
耕田好手王大爷成了村里最忙碌的人，天还没亮，他给耕牛套上轭，来给邻居张婶犁田。一人一笠一蓑衣，一张犁头一耕牛，成了田间最生动的春耕剪影。“呦，呦，呦……”那声音高亢、悠长，一唱三叹，划破了清晨的沉寂，耕牛和着号子，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前进。只看到浑浊的泥水泛出一道道波浪向后荡开，不时有青蛙、泥鳅在水里跳跃着。耕牛拖着犁耙由外而内转圈耙田，一袋烟的工夫，七八分田就被王大爷耙平了。
张婶和几个姑娘、大嫂也没闲着，在育秧田里拔秧。拔秧，也是一件辛苦之事。但村里没有太多男人来干这种活，每家每户就只能靠女人来完成。拔秧凳往秧田里一摆，只见张婶稳坐独凳上，上半身前倾，低着头，两只手熟练地开弓，左一把，右一把……我看到大人们辛苦，也跑去帮忙。张婶举着沾满稀泥的双手笑着吓唬我：“这是大人的事，田里有蚂蟥和水蛇，你不怕吗？”我可不管什么蚂蟥、水蛇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我就很开心了。
拔好的秧把拢在一起，张婶和姐姐嫂子们轮流用畚箕挑到田埂上，匀称地抛向田里。这时，家里帮厨的李大妈已经把粥送到田头，大伙便坐在田埂上喝水、吃粥，然后来到田里准备插秧。
插秧可有讲究了，理所当然由王大爷 “开秧门”，只见他绕田走一圈，拔一把秧苗给张婶带回家，扔在门墙边，说是“秧苗认得家门，丰收由此进门”。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量棒量好每一趟稻秧的宽度，插株秧苗做好记号。再把两根秧绳拉开，插在稻田两头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早就等待在田边的姑娘和媳妇们，你追我赶下到漠漠的水田里插起秧来。
张婶插秧的速度很快，只见她双腿分开，双脚站进田里，弯着腰，往后面退着步，左手拿着秧把，拇指、中指不停地分拣；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每次抓住五六株秧苗，形成一小撮，快速把秧苗插进田里。6株一行，从左到右，再从右到左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张婶带着我，手把手教我怎样拉线，两腿怎样站立，站成什么角度，腰弯到什么程度，怎样倒步，怎样分秧……我高挽裤脚，跟在她后面，循着教导努力去做。可是我插在田里的秧苗总是东倒西歪不成形。张婶说，插秧跟排队一样，要与前面的对齐。照着去做，还真的有效，心里也有了一些欢喜。但我插秧的速度赶不上别人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已被大伙插的秧苗关在秧田中间。看着我的囧样，田间响起了姐姐嫂子们欢乐的笑声……
当最后一行插完，大伙站在田埂上凝望着整整齐齐的秧苗，心中涌起一种劳动后的舒坦和喜悦。排好队的绿色秧苗阵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将一块块水田点缀得如诗如画。
大伙回到张婶家休息、吃饭、高谈阔论，我走到王大爷身边，听他讲这片土地的故事。春插，在我心里便有了别样的味道——它象征着希望，有着浓郁的春的气息，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质朴。它永远属于田园，属于农家！
又到一年插秧季，今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去，与田间劳作的乡亲一起，再次体验我国传统的稻作文化。
李毅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