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时节，我回到老家那墨。看到屋角沾满灰尘的扁担时，往昔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。
几十年前，扁担在家乡最常见，也最常用。当时，乡村交通闭塞，所有物品的运送，都靠人力手扛肩挑，挑水、担粪、运粮食……都与扁担分不开。村里每家每户的门后屋角，甚至每个田间地头都能看到它。它跟着主人朝而往，暮而归，长年累月地穿梭在田野和村庄之间。
扁担和父亲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新。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，他的一生都在为全家老小的温饱拼命地劳作。他的一生不知用坏了多少根扁担，不知他肩上承载过多少重担，也不知他肩上的老茧有多厚……他长年累月，劳作不息，奔忙不止。从青年时代到耄耋之年，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。一根根扁担压弯了他原本挺拔的脊梁，长年的劳作使他落下了腰酸背痛的毛病。虽辗转多地寻医抓药，却难除去病根。
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挑起水桶，到村边的那口小井挑水。井水是从石缝隙里涌出来的，出水量只有麦秸秆般大小，舀满两桶水得花很长时间，但父亲耐着性子一担、两担、三担……直到挑满家里的大水缸，确保一天用水无忧。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，不论是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天，父亲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从未间断过。
那年头，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生产队的出勤工分作为分配计酬的标准，油盐柴米等生活开支，大部分家庭只能等到生产队年终的结算决定。为了摆脱家庭的困境，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，父亲不怕山高路远，每到宜州北山镇的圩日，便三更半夜起床，用芭蕉叶包好头天晚上的剩饭，放到随身背的黑布包里，扛着自己打磨好的六七根扁担，跋山涉水100多里到北山镇的市场摆卖。如果运气好卖完了扁担，他就奢侈一把，为自己花一毛八分钱在街头的米粉摊买上一碗煮粉，和自己带的冷饭团，美美地吃个午饭，还可以买几斤猪肉回家熬油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扁担卖不出去，不单没了午餐，连家里也将面临无油下锅的困境，那碗米粉更是不用想了。
每次赶圩，父亲都是在头天星光漫天的时候出门，到第二天月亮升得老高了还奔走在返程的路上，一个来回就得200余里，他的脚底经常会磨出一个个血泡。那么遥远的路程，这种艰辛真的无以言表，可父亲默默忍受着这种难言的煎熬，从来没抱怨过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家乡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沟壑、山坡上的小路都是乡亲们深一脚浅一脚踩出来的。村里几百亩耕地因受地形的限制，零星地分散在山坡和荒岭之中，所有的收成都是村民们用扁担挑出来的。父亲也不例外，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摸爬滚打。
春种是忙碌的，父亲和乡亲们挑着一担担农家有机肥穿梭在乡间小路上，来回地奔忙。翻土、播种，或浇水、施肥，在土地上按下春播春种的“快进键”。夏收夏种是家乡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，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树上的金蝉也狂躁地一浪高过一浪地鸣叫。父亲和叔伯婶姨们头戴草帽，挑着箩筐将沉甸甸的稻穗挑到生产队晒场上脱粒。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上，所有出工的村民肩上都是同样的标配：一根光溜溜的扁担加两个箩筐。扁担在他们肩头有节奏地起伏。他们收完稻子，紧接着又开始往稻田里施基肥，基肥一般是牛粪和猪粪混合的，必须在几天内挑完并放水耙田，只有尽快将稻田耕耘好，才可以插秧种植二季稻。整个夏季里村民们和扁担是形影不离的，以致于他们肩上的老茧也一层比一层厚。
秋收秋种结束后又是夏粮入库的时节，队长会组织队里社员每人挑一担稻谷，到10里外的镇上交公粮。每每这种时候，父亲都是领头的那位。父亲做事从来都是积极主动的，更是尽心尽力，他不想让别人说自己一点不是。清晨，乡亲们迎着阳光踏着晨露，排成长长的队伍，沿着崎岖的小路向镇上走去。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，笑声驱散了大家身上的疲劳。大伙走累了停下来歇歇，那时候，喜欢说笑话的叔伯们，就会用一个个笑话逗笑一整队人，大伙也暂时忘掉了路途的遥远和担子的沉重。不知不觉中父亲和乡亲们就把一担担稻谷送到了镇上的粮库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扁担和父亲更是形影不离了。一根扁担，一对泥箕，一把锄头是他必备的劳动工具。开垦荒地、垦造水田是他朴素的信念。每天早晨父亲一大早就到沟壑或荒坡上去了，他物色适合的地方垦荒造地、造田。选好位置后就会挖土、挑土忙个不停，很多时候赤膊上阵，挥汗如雨。当人们还在沉浸在甜美的梦乡时，父亲早就挑着泥箕扛着锄头开荒去了。中午回家吃完母亲为他做的简单饭菜后，又马不停蹄地下地劳动，一直劳作到月上树梢满天星光才肯收工。父亲就是这样起早贪黑，像愚公移山一样，一担一担地挑，一点一点地填，一滴滴汗水融进了土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父亲靠着肩膀上的一根扁担，终于在不同的地方开辟出了一些小块水田和耕地，虽然不是良田，也不是肥沃的庄稼地，但这些田地成了粮食的补助生产地。
暮年的父亲，腰累弯了，背也累驼了，人也累垮了，肩上再也担不起任何东西了，伴随他一生的扁担也只能搁放在门后墙角的尘埃里。
苏文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