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春三月，窗外的梨花没有绿叶扶持却也开得璀璨，白如雪、纯如玉。推开窗户，春风拂面，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几片梨花顺着春风飘入房来，落在了父亲雕刻的一尊黛玉葬花的木雕上。
这尊木雕不大，是父亲的老友送的一只废旧的花梨木桌脚，父亲将其雕刻而成，黛玉扛花篮的锄把却是父亲用一根鸡翅木的筷子做成，那汗渍般的斑纹让我睹物思人。
父亲毕业于私立明耻中学，后考入长汀师范，父亲的美术功底也许就是在师范学成。祖父是个泥瓦匠，常帮有钱人家建房子，父亲和叔叔经常跟着祖父出去做工。叔叔负责给父亲打下手，专抬颜料，父亲便在飞檐斗拱中作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曾当过莲峰小学的美术老师，读了福建师大函授后，又当了物理老师。后来的一件事让我真正见识了父亲的美术功底。那时，在我家的不远处有一座将军庙，里面有一座飞将军李广塑像，上世纪60年代末被砸烂，丢到文川河里。改革开放后，李坊村的乡贤们想修复塑像，但在河里只捞上将军的身体，头不见了。最后，乡亲们找到父亲，请他想办法。父亲也没有见过塑像真颜，只好去找了有关书籍，从蛛丝马迹和丰富的想象中用泥塑做了一尊将军头像。泥塑栩栩如生、生龙活虎，后来作为样品送去雕刻而成。当时，我那幼小的儿子逢人就骄傲地炫耀：看，这是我爷爷的杰作。
父亲对什么事物都喜欢钻研。记得父亲曾想辞职下海去修钟表，被母亲骂了才打消念头。父亲喜欢到地摊上收集钟表，然后自己进行修理安装。修钟表是精细活，需要放大镜，别人是把放大镜卡在眼睛上，父亲是用松紧带把放大镜套在头上。印象中，不管是德国产的，还是英国产的钟表，父亲都能修好。有座德国产的机械钟，圆形玻璃罩着，四个铜制的重锤，一根细细的金属线吊着，但金属线断了后便无人能修。后来，父亲淘来后找了根钟表游丝做吊线把钟修复了。这钟开一次发条，重锤左右旋转，整整可走一年；还有架英国产的八音琴钟，走走停停，父亲买来后，不但将其修得极其准时，就连钟内那钢琴般的八音琴，也被父亲修出悦耳的音乐来；当年家中的挂钟也是父亲自制的，除了一些零部件是从地摊上淘来外，父亲用木板钉了个钟盒，自画了钟的面板，拾了些白铁皮剪成指针，裁了块玻璃做护面。最后，父亲还是感觉不够美观，竟然从旧床上锯下两个小葫芦，劈成两半，粘到钟盒上做装饰。上过油漆后，这钟外表古香古色、美轮美奂，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。现在这些钟都成了我收藏的古董。
小时候，不知父亲从哪儿弄了架废旧的“洋戏”（留声机），经他七摆弄八摆弄，手把摇紧发条，换好唱针，放上唱片，摆下唱头，竟能放歌了。浙江越剧、安徽黄梅戏、广东汉剧等音乐一播，左邻右舍都跑来参观欣赏，听得那些大人们如醉如痴。后来，父亲参照教科书买来二极管、三极管、电阻、磁棒天线、喇叭等材料，用了半个月时间，竟组装好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。这部收音机虽然白天收不到什么台，可到了晚上，在中长波的叽叽喳喳噪声中，却也能让家人们欣赏到新闻和报纸摘要，以及当时名噪一时的样板戏和歌曲。
有年天气太热，父亲突发奇想，要自己动手做电风扇。他找了矽钢片做了铁芯，找来漆包线绕了转子、定子，找了铁皮剪成风叶，用三合板钉了个盒子。父亲毕竟当过物理老师，理论加实践，一台比香烟盒子稍大一点的直流风扇很快就做好了。电扇转速快、风力大，一米开外还能徐徐送风，但美中不足的是底座太轻，三根铁条做成三脚架的底座，放在桌上“翁翁”作响，震动很大，甚至整架风扇还会顺着风叶的转动方向慢慢移动。不过，这台风扇在当时已属非常罕见的奢侈品了。
父亲喜欢动手实践，因此木工、泥工、电工、钳工样样在行，就连中医学、风水学他都深入研究。晚年他对《易经》研究非常深入，做了许多与众不同论点的心得笔记。
父亲的聪明才智，出自于他的勤奋好学。父亲遵循活到老、学到老的原则，到了耄耋之年，他依然是每天看书做笔记。母亲常嗔怪父亲是否要将这些带到棺材去，父亲笑而不答。但父亲临走时交代：他没有什么财产留下，只有这一书柜的读书笔记留给好学的子孙。父亲走后，我将父亲的笔记整理成册，当成一笔精神财富。
有时我想，父亲那灵巧的手与今天低头一族的键盘手，及忐忑纠结的鼠标手的天壤之别在哪里？也许就是开动脑筋、动手实践与拿来主义之间的区别吧。
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，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当二十四番花信风之梨花风起时，让我更加崇尚与追思的是勤奋好学之风。
李大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