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8月，妻子在上海一家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。出院时，主治医生说，3个月内每周来医院门诊复查一次，以便及时掌握移植肾情况，调整用药。
我们家离上海有1000多公里路程。若回家去，每周来上海复查，时间、经费上都困难，关键是，术后妻子身体虚弱，禁不住往返颠簸。看来，只有到医院附近租房住。
医院位于繁华市区南京路附近，周边可租房子比较少且租金贵。去远一点地方租房，则要坐地铁来医院复查，刚出院的妻子走几步路就要喘气歇会，换乘地铁她也吃不消。一咬牙，我通过中介在南京东路附近小区租了间房，月租5000元。房间位于一层，只有十几平方米，房东在房子后半部搭建了阁楼，室内安装楼梯上楼。阁楼高度只有一米三左右，人在上面要弯着腰，在地板上直接放席梦思可以睡人。楼下后半部分建了卫生间，中间放了一张床，前面靠窗户下摆着小桌子，上面放了微波炉和铁锅。墙上有壁挂式电视机，但没有开通有线信号，看不成。我之所以选择这间房，看中的是房子距离医院不到两华里，妻子可以每周慢慢地走过去复查。
住下来后，我去商店买了电饭煲、刀具、碗筷等。3个月时间，自己开火做饭可省不少钱。何况，妻子术后饮食有严格要求，常在外面吃也不合适。当时，根据疫情管控要求，我按规定去社区作了报备。
就这样，我和妻子在上海当起了临时居民。
南京东路没有菜市场，买菜要走过好几条大街。房间只有临巷开了个窗户，也没有装排气扇，一炒菜就有一屋子的油烟。天气好时，我把妻子扶到小区外面巷子坐着，等我炒好菜，把门窗打开放净油烟再扶她进来。下雨天，我尽量炖汤或蒸菜，这样油烟少些。
每个星期三上午陪同妻子去医院复查，主治医生一星期只有这半天时间坐门诊。搀扶着妻子慢慢走，不到两华里的路程我们要走一个小时。一般提前网上挂了号，到医院后，先空腹抽血，再到外面吃早餐，回医院等待化验结果，往往要到中午12点甚至更晚才能结束。这是一个煎熬的过程，检查结果直接影响心情，特别是体现移植肾功能的肌酐指标，如果高于正常值太多，妻子便心情灰暗，我心情也跟着灰暗。复查期间，妻子还出现过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，这是肾移植病人才会发生的感染，需要住院治疗3天。几番折腾，我们身心疲惫。
住在繁华的南京路，天气晴好的傍晚，我和妻子也会携手在街上走走，有时也走到外滩，看看黄浦江景。置身于熙攘的人群，我们默默相视，相互安慰。
快3个月时，妻子各项检查指标趋于稳定。这3个月，我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，陪妻子每次复查都是一次漫长的等待。如果检查指标不正常，调了药又不知是否下次会好转。肾移植最初3个月最容易发生排异反应，一旦排异控制不住，就会功亏一篑。
房东提前一个星期问我们是否续租，我对房东说租期满就退房。我和妻子都盼着早点回去，这3个月来，中途我回家处理了一些急事，也是来去匆匆，心挂两头。
最后一次复查，主治医生看了化验结果，说尿检出尿蛋白，这是慢性排异反应的前兆，需要住院打针。住院3天后准备出院，医生建议继续每周复查，至少3周。我和妻子的心都往下一沉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否则，我们为了肾移植所承受的痛苦、压力都没有意义。我一边鼓励妻子坚定信心，一边赶紧与房东联系续租，房东说，房子已租给别人了，我们必须按时退房。我只有找中介重新租房，不料，在附近再难找到合适的房子，不是价格太高就是路程太远。
万般无奈，我决定到医院附近租公寓，就在医院对面，按天计费，每天350元。所谓公寓，不过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间，同样在室内做了阁楼，楼下建了卫生间，摆放一张床，就没有什么空地。我们只要有个容身之所就行了，经与房东商量，同意我们在门口放锅台临时烧饭。住宾馆的话，是不能自己开伙的。
妻子在医院休息时，我到南京东路房子里搬行李，住了3个月，锅碗瓢盆、被子衣服和杂物也有一大堆。我找了个蛇皮袋，穿了件旧衣服，肩扛手提，一趟一趟地往新租房搬。南京路是步行街，没有公交车。在人流穿梭、时尚光亮的大街上，我走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，就像是在南京路上的流浪汉一般。
在新租房居住，到了做饭时间，我都要将放有电磁炉的方凳搬到门口，打开门做饭，免得油烟在房子里出不去。我变着法子增加妻子的营养。为了不影响妻子睡眠，每天晚上，我爬上阁楼睡觉，近在眼前的房顶，就像心里的压力一样，那么逼仄、沉重。
房子虽然小、价格贵，但优点是过条马路就是医院，为复查提供了方便。有时，妻子为了让我多睡一会，也会独自去医院。
又经过3周复查，虽然妻子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标，但主治医生说，移植肾基本稳定，不用每周复查了，回去按时吃药，3个月后再来复查一次。一下子，我们觉得阳光都明媚了许多。
第二天一早退房，我背着行李，搀扶着妻子，往地铁站走去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时至今日，妻子身体趋于正常，各项指标正常。感谢岁月，给予我们相濡以沫的时光。
作者：李宏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