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蔗区的子民，我对甘蔗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从懂事起，我们就和甘蔗四季相随、形影不离直到如今。
小时候，甘蔗尚少，那时我们的肚子又总是特别饿，见什么能吃的都嘴馋，尤其是充满甜蜜汁液的甘蔗，对我们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
当时每家每户种的甘蔗都不多，而大多数家庭除了甘蔗，又没什么能拿来卖钱的农产品，因此，甘蔗就成为大家都盯紧看重的宝贝。为防止甘蔗被偷，有些蔗农在甘蔗地头挂些农药瓶，表示此地刚喷了农药，你们不要来吃以免中毒！有些蔗农还把被偷的那些甘蔗的尾茎尾梢集中在一起，摆在路边地头以泄愤示威，这样做的意思则表示：你（们）这可恶的偷蔗人，要是给我逮住，就跟你没完。就算是甘蔗都已砍好装在车上准备运去糖厂了，还有主家手持一条长长的竹鞭子，坐在那满车的蔗上，一路护送着甘蔗进厂，一旦路上有人强行拉扯这车上的甘蔗，那条细长的竹鞭子准会不客气地猛抽下来。防偷至此，足见当时的人，是多么稀罕这宝贵的甘蔗。
而对于被抓到的偷甘蔗人，结局往往很糟。若是小学生，可能会被蔗农一面扭着耳朵，一面拿着甘蔗尾梢，一路推搡呵斥着送到学校老师的办公室，学生不但受到严厉批评，还要写检讨，并且要在全校师生集合时上台去亮相，当场念检讨书来承认错误，大有被杀鸡儆猴、一世英名全部付诸东流之势。若是成年人偷甘蔗被抓，那就要闹到村长或村里的“治保委员”那去，治保委员核实无误后，会对偷甘蔗者进行罚款，并在全村大会或者全村放电影的晚上通过高音喇叭来对“偷蔗事件”进行公布。那年月，仅是嘴馋而偷吃几根甘蔗，便不幸因此名誉扫地的事时有发生。而这一切，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，确实是太饿了，这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。
待进入九十年代后，家乡便慢慢没有了“偷甘蔗吃”的说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原来九十年代初、中期前，家家户户种植甘蔗不多的主因在于给甘蔗施肥培土太难。种甘蔗时是平地，待甘蔗长出到一定高度后，要施肥培土，也就是要归泥成垄，每一垄甘蔗要两边扒泥集合到甘蔗根处，那年月，人们只会用一把锄头或一把铲子，要完成一亩地的甘蔗培土任务已是相当困难，此时一个家庭，就算有很多土地，也种不了多少甘蔗。后来，不知谁发明了一种“甘蔗推行犁”，犁头成了大宽口的归拢细泥的神器，只需牛拉着犁走过一遍，甘蔗行间的细泥便自动归拢成行，这生产工具的改进，无疑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培土问题的解决，使一个家庭种植甘蔗的面积翻倍提高。加之此时人们种植甘蔗渐渐摆脱了“要能润水的地方才能种”的思想桎梏，实践告诉人们，只要风调雨顺或不遇大旱，高山坡顶种出的甘蔗，其产量有时也能和低洼有水处媲美。
在这种大形势的推动下，我的家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，基本能种植甘蔗的地方都不会撂荒，漫山遍野都成了青纱帐的海洋。甘蔗太多了，村里估摸着有一半家庭成了“甘蔗百吨户”，这时，根本没有人在乎那十根八根甘蔗被偷了，你进入蔗区，只要你想吃和能吃，随便你吃哪家的甘蔗，绝对不会有人追究。这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满山遍岭都是甘蔗，你吃得多少？”但奇怪的是，这时的人们，没有了我们小时候见了甘蔗口水直流的馋样，大家貌似又不怎么爱吃甘蔗了，背后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能吃的东西日益增多，对甘蔗不再那么稀罕了。
当人们不再对“吃甘蔗”稀罕时，却是甘蔗带富了很多家庭的时候。在人们还不怎么外出务工的年代，种甘蔗，直接成了乡里乡亲赚钱和攒钱的最主要途径，按照九十年代中期的折算，种植一亩甘蔗的收入，远胜于种植其他诸如花生、玉米等农作物的亩产值，因此，全力种植甘蔗的家庭，很快就能建起平顶楼，太多的家庭通过种植甘蔗建起“甘蔗楼”，进而划时代地告别了承接祖先们居住千百年来的泥瓦房，那年代，是甘蔗让乡亲们的生活变得更甜美。
我们家也是这样，在没有大面积种植甘蔗之前，家里甘蔗产量每年都是几吨的个位数，造成我们小时候的生活都是刚够解决温饱。我们渐渐长大又外出读书开支大增后，家里也随着大流，将所有除水田外的土地都种上甘蔗，甘蔗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吨飙升到50吨左右，恰恰是这每年50吨上下的甘蔗，让我们兄妹四人顺利读完中专或大学。若是没有甘蔗，很难想象老实巴交又不会外出务工的父母，是如何能供得起我们兄妹的求学费用，那一定是相当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。正是这一根根甘蔗，让当年蔗区里诸如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的学子也有了希望。
这一根甘蔗，是我们一生的感激，是我们丢不掉的情怀。
如今，随着甘蔗行情渐渐变好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：顺着这根甘蔗，我们的生活定会越来越甜，越来越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