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“年画”,人们耳熟能详；但若提起“年画连环画”来,估计熟悉的人就不多了。它是中国年画园圃中的一朵奇葩,目前在国内外收藏市场上,由于年画连环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较高且数量稀缺,因此身价扶摇直上,几近洛阳纸贵的程度,而且还多是有价无市。
年画连环画的发展历程
年画始于古代的“门神画”,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,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年画连环画则是指人民群众在过年时,贴在大门、灶台、屋墙上的一种以连环画形式展现的年画。它与连环画一样具有一定的连续的故事情节,由三幅以上的画面组合而成。清代天津杨柳青的一组套色木刻《白蛇传》(单张分格)是我国一张较早的年画连环画。清朝末期,随着石印技术的西技东进,年画连环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从单张分格开始扩展到双条屏、四条屏分格。民国初期天津版的《天河配》《二度梅》等(均为八条屏、24幅图)是目前国内发现分格最多的年画连环画。
早期的年画连环画多是条屏式的,常见的有四条屏的,由12—16幅关联的图画连载一起；有八条屏的,由18—32幅图画连在一起；也有整张条屏的,但其中又分若干幅小图。民间年画连环画色彩明快,浓墨重彩,彰显出一种节日的喜庆、吉祥氛围,内容多为民间故事、戏曲故事等,如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就是典型的民间年画连环画,全幅年画以红色为主调,饰以绿、蓝,突出了喜庆的节日主题。这幅由“上洋久和斋”印制的年画连环画,以通俗易懂的人物形体动作、简洁的文字,讲述了《西厢记》的全本故事,包括“赖婚”“跳墙”“寄柬”“佳期”“拷红”“长亭”“捷报”“荣归”8个段落,算是一部微型的《西厢记》。
新中国成立后,年画连环画迎来了发展的春天,印刷技术得到了提高,题材更加丰富、广泛,画幅整体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。加之人们对春节文化的看重,年画连环画大行其道。国内一大批大师级画家纷纷转向年画连环画创作,如上海的程十发、刘旦宅、贺友直、戴敦邦,北方的王叔晖、刘继卣、任率英等。程十发创作的《列宁和炉匠》、刘继卣创作的《平常的会见》、贺友直创作的《婚姻法成全了两对好夫妻》等,都是因画面精良、画技精湛、存世较少而成为年画连环画中的“骄子”。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年画连环画艺术发展的巅峰。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是一个拐点,很多古典戏曲故事被改编成年画连环画,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崇和喜爱,炕墙上贴几幅年画连环画,成为许多农村地区过年时的一种时尚和过节内容。这其中,最受欢迎的当属:董天野创作的八条屏24图《白娘子与许仙》,吴少云创作的八条屏32图《孟姜女》,刘旦宅创作的四条屏16幅图《猎虎记》,王叔晖创作的《西厢记》,刘继卣创作的《武松打虎》,张碧梧创作的《秋翁遇仙记》,任率英创作的《桃花扇》,徐燕荪创作的《岳飞》,墨浪创作的《牛郎织女》,房绍青创作的《杜十娘》等。这些年画连环画大多出自名家、名社之手,因此身价至今不菲。
年画连环画的独特内涵
年画本就是中国民间艺术中历史悠久、影响广泛的形式之一,它与连环画的有机结合,不仅提高了年画的艺术表现力,也使群众增添了一种喜闻乐见的连环画艺术形式,其独特的内涵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。
一是它的大众性。年画连环画着眼大众,面向草根,题材上选取的是大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、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、戏曲故事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等,没有“学院气息”和“学术味道”,但是百姓看得懂,喜欢看,因此在社会民众中很有市场,更有“人缘”。像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《牛郎织女》《白蛇传》《张羽煮海》《花为媒》《木兰参军》等,基本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历史人物,大众自然喜欢。
二是它的民俗性。年画连环画承载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传统,像新美术出版社1955年3月初版的16图《貂蝉》(绘画:任率英、黄忠敏、赵国敏),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的16图《火焰山》(绘画:董天野)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10月初版的16图《荔枝换绛桃》(绘画:董天野)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的12图《海瑞背纤》(绘画:冯国琳),辽宁美术出版社1963年3月初版的14图《猎虎记》(绘画:张令涛、胡杰、张之凡),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8月初版的12图《玉堂春》(绘画:刘旦宅、王今心)等,都承载了一定积量的中国传统文化,因此,为年画连环画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。
三是它的艺术性。年画连环画以多幅连格的独特绘画形式出现,在感观上令人耳目一新。同时,年画连环画色彩明快,大红大绿,视觉冲击强,富有节日的喜庆氛围。用笔讲究,或浓烈或细腻,或工笔或勾勒,线条刚劲而粗放。同时,年画连环画引入了连环画分格,提高了叙事能力；大量年画连环画以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国际主义、反帝反封建以及劳动生产等思想内容为基本精神,体现了时代风貌；很多年画连环画吸取了江南地方戏和民间年画的特点,以装饰性极强的画面背景衬托、渲染出作品的戏剧性、喜剧性的效果,清新、明快、热烈,画面喜庆而富有“年味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