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记忆。无论一首歌，一部电影，抑或某个场景，某件物品……均能把思绪带回过去岁月，重温人生中的美好与感动。
怀旧算得上文化人的共性。青年时代起，对文学怀有敬重之心的我，就有意识地将一些心爱的物件珍藏起来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都不曾舍弃。
书房中一只深褐色的大竹篮，是我藏品中年代最久的物件。童年到少年，我随爷爷、奶奶和父亲居住在祖辈生活的山村。奶奶年纪大了，视力也不好，无法下地劳作，陪着还没入学的我留在家里。奶奶除负责家人的一日三餐和收拾家务，就是挽着大竹篮领我去流经门前的小溪洗衣服。找一处能用棒槌捣衣的石块蹲下，就依次从竹篮里取出或灰或黑的衣物，一边翻来覆去地槌打，一边在清澈的溪水里反复浣洗，拧干抖开后随手铺晒在溪边绿意葱茏的植物上。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奶奶才从家里挎起空竹篮和我去溪边收取晾干的衣物，带回家放在床铺上一件件叠好收入衣柜。那个时候，我总爱捧起带有余热的衣物罩住脸面深深吸气，温热的香气沁人心脾，奶奶说是太阳的味道。
后来我长大成人，爷爷奶奶也先后离世。父亲在处理山村那栋老屋和家具的时候，我带走了那只陪伴奶奶多年的褐色竹篮。无论我后来到了哪里，大竹篮都装着我童年的记忆和对奶奶的深切怀念，陪伴我闯荡天涯，在挫折中给我力量。
青春的岁月像条河，无尽的往事汇成歌。在如歌的岁月中，一把上海东方乐器厂出品的敦煌牌和弦口琴，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橱里。银灰色的电镀外壳包裹着24个晶莹剔透的绿色小方格，在鹅黄色的小桔灯折射下熠熠生辉。它承载着我与音乐结缘的一段往事，是我早年学习歌词创作的美好见证。
上高中时，在学校举办的一次庆典上，有位女同学兴致盎然的演唱了一首据她介绍，是由她在厂矿工作的父亲作词的歌曲。“普通人也能写歌？”这不禁让端坐在台下的我惊愕不已。后来竟也悄悄拿起笔学写歌词，期待着某天自己的词作也能被人谱曲四处传唱。
给我创作启蒙的是袁因老师，他当时负责编辑县里一本名为《林花》的内部文学刊物。我们相识于一次“编读往来”活动。在袁老师的指导下，我的歌词得以在报刊上发表。后来他介绍我加入了湖南省《野菊花》歌词学会，相继在《野菊花》《百灵鸟词刊》等发表多首歌词作品。当词作《妈妈，我要走上疆场》被音乐人刘武华谱曲并获得湖南省地州市歌舞汇演二等奖时，迅速在我县掀起一股热潮。不仅被录制成磁带早晚在县广播站面向全县人民播放，还成为众多热血青年的传唱曲目。作为词作者的我，更是每逢聚会就必须演唱的歌曲。碍于并不悦耳的歌喉，我去百货公司买回了一把敦煌牌和弦口琴，一番练习后，最终派上了用场。每次参加活动，我都随身带着这种短小轻巧的简便乐器，一次次应邀吹奏自己作词的歌曲，收获阵阵热烈的掌声。在人生青葱的岁月里，口琴奏响快乐的生活。
尽管收录机早已不是生活中的奢侈品，却在我的家里和心里永远占据着一席之地。
第一次见到录音机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。上小学的我，有个快板节目表演得较为出色，被推荐到县广播站录音。被工作人员领进录音室，只见一个大部头的黑色机器平放在一张宽大的桌子上，像个中型行李箱。两个磁带盘跟家里的汤碗一般大，而红色的磁带足有成年人的大拇指那么宽。面对“黑色行李箱”，高度紧张的我反复录了很多遍才算过关。走出录音室的时候，头发和衣衫均被汗水浸湿……
改革开放后，收录机进入百姓家庭，形体上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。尽管父母当时的月工资才五六十块钱，五交化公司出售的日本三洋牌便携式双喇叭收录机，每台价格高达360元，可他们还是凑钱买下了一台。晚饭过后，父亲打开收录机上的收音功能，一家人围坐一起收听新闻，然后放入全家喜爱的越剧或流行歌曲磁带，一边欣赏乐曲一边谈论家常。我们常用收录机录下很多难忘的场景。如家中来了亲戚或朋友，就用它记录下当时的欢声笑语和即兴演唱的歌曲，留下一段美好回忆，其乐融融。
如今，时光已经过去三十余年，珍藏在书房里的三洋牌双喇叭收录机的收音功能仍能使用。闲暇的时候，收听一会广播节目，当年的情景仿佛如昨。
时代的变迁伴随人们生活质量的迅猛提升，已让诸多老物件不再具有实用价值，只能作为一种念想，一种对旧日光阴的追忆与温习。一如艺术家吴冠中所言 ：“真正的幸福，不一定要去做惊天动地的事，而是守护自己的纯真之心，懂得发现生命中的小美好，把每天的日子过成诗。”
收藏老物件，彰显的是情怀，留住的是时光。
作者：马珂
